新冠疫情肆虐,八成民众反对:日本政府为何坚持“疫中办奥”?

2021-06-24 14:00:00

2021年6月9日,为了简化筹备工作和防疫的需要,东京奥运会原来的18万注册人员数量已经削减了一多半。图为东京市民经过一处奥运五环标识。 (新华社/图)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不足一个月,中村俊浦忐忑不安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

“去年春天,新冠肺炎病毒传播到日本后,关于东京奥运会延期、取消、恢复的消息就不断更替着。”直到一支三十多人的澳大利亚女子垒球队入境,中村俊浦觉得东京奥运会不再会有大的变数。

2021年6月1日,澳大利亚女子垒球队进入东京,成为东京奥运会第一个到场的运动员代表团。

疫中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计划于2021年7月23日开幕。当前,日本依旧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风暴之中。2021年6月21日当天,日本新增确诊病例868例。

前一天,共同社一项电话问卷调查显示,高达86.7%的受访者担忧奥运会可能导致疫情反弹。多数民众反对举办奥运会,中村俊浦是为数不多的支持者。

现年71岁的中村俊浦在东京湾晴海地区经营着一家海鲜餐馆。不过,东京奥运会并不会为他带来“爆座”的客流量。

早在2021年3月,国际奥委会与东京都政府磋商后就决定,不再开放境外观光客进入日本,国内观众人数则被限制在1万人以内。按照东京奥组委最新的要求,大约7800名参赛运动员及其教练等人员都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并集中居住在指定的酒店。

前来参加赛事报道的外国记者超过6000人,也被要求集中居住在150家指定的酒店中,其活动范围被限制在酒店、比赛场馆等预先登记的区域,一旦违规将会被事先安装的智能手机追踪客户端上报。

“鉴于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我认为这是一种可容忍、可理解的限制。违反防疫限制的记者将会被吊销通行证。”东京奥运组委会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Toshiro Muto)说。

但是,严格的防疫措施还是引起了一系列外交纠纷。2021年6月初,日本政府原本将“奥运高层代表团”人数设定在12人。通常,一些国家的政要等造访往往需要大批安保人员随行。经历多次抗议后,“奥运高层代表团”人数上限放宽到40人。

“我们的参赛人员都已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前三天正是运动员调整状态的最好时机……你们的规定对我们的运动员来说是赤裸裸的歧视。”2021年6月20日,印度奥委会主席与秘书长以一纸“联合声明”谴责日本。

为了做好奥运会的防疫工作,日本奥组委针对来自印度、尼泊尔等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国家采取了特殊措施:入境后的第一周,每天都要接受核酸检测;前三天还不能直接进入奥运选手村,不得与其他国家选手进行训练。即使比赛期间,每天都必须接受核酸检测。

严格的防疫措施并没有消弭日本民众的担忧。据东京奥组委公布的数据,奥运会期间访日的总人数大约为7.8万人,不少日本人因此担心东京奥运会将成为“世界超级病毒培养皿”。

“日本政府、东京奥组委以及国际奥委会一直强调,他们在举办一届安全的奥运会。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有风险,感染零风险是100%不可能的。”日本政府高级卫生顾问、东北大学病毒学教授押谷仁说。

日本医师联合会负责人上山尚人还担心,东京奥运会正吸引着全球各地数万人齐聚东京,很可能会催生出一种新的毒株。

2021年6月19日晚,来自乌干达的9名运动员和教练抵达成田机场,他们在出国前都接种了两剂阿斯利康公司研制的新冠疫苗,也取得了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但是,其中1名队员还是在入境检疫时被确诊为阳性。

日本放送协会(NHK)随即发布了这一信息,引起了各界更深层的担忧。

“我们的医疗系统原本就处于紧张状态。我们当地的医疗中心可能无法照顾到村里的运动员。”日本奥组委统管中村英正公开承认医疗资源紧张。

截至2021年6月21日,日本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78万例。但日本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并不高,截至5月底,只有大约3.7%的日本人口接种了新冠肺炎疫苗,接种速率在全球位居第110名,医务人员的接种率也不足40%。

从“安倍经济学”的点睛之笔到烫手山芋

日本医师联合会等机构多次警告,在疫情蔓延之下举办奥运会“不合时宜”。2020年11月访问日本时,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依旧盛赞东京是“有史以来准备最充分的奥林匹克城市”。

面对日本民众的质疑声,2021年5月19日,国际奥委会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即使处于疫情紧急状态,东京也必须举办奥运会。他在回答法新社记者提问时还补充说,“一旦比赛开始,人们的反对情绪就会改变。”

国际奥委会的乐观立场也得到日本政府的响应。2021年5月23日,日本政府数字改革担当大臣平井卓在国会声称,“日本将是第一个在大流行情况下仍举办奥运会的‘典范国家’。”

在日本,是否继续举行奥运会已成为热门公共话题,但运动员群体很少公开进入争议。自幼随父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日本体育明星大坂直美是为数不多的奥运公共话题参与者。

“我当然希望奥运会能如期举行。”大坂直美公开表示。对于多数运动员来说,参与奥运会是他们职业生涯中难得的高光时刻,他们为此已经训练了很多年;等到下一届奥运会时,一些运动员已经退役或错过最佳的身体机能发挥期。

与多数运动员群体一样,不少日本企业也支持举办奥运会。日本放送协会(NHK)2021年1月针对1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六成企业支持举办奥运会。一些支持者认为,即使没有现场观众和国际观众,奥运会也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

从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便陷入了停滞的泥潭:多数企业故步自封、缺乏革新的动力,老龄化、少子化则加剧了劳动市场的老化以及国内消费市场的萎靡不振。

1995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45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名。过了25年后,这一数字降为5.05万亿美元,日本的经济总量已被中国和欧盟赶超。

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再度拜相后,迅速推出了一系列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刺激政策,而申办奥运会则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点睛之笔。

为了赢得奥运会举办权,安倍晋三亲自“披挂上阵”。在2013年9月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奥运城市投票前,安倍晋三抹着眼泪发表演讲,打消了国际奥委会成员们对福岛核泄漏的疑虑。

在三年后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闭幕式上,安倍晋三又化身“超级马里奥”,他头戴红帽、手捧红球,从一个粗大的绿色管道中钻出来,兴奋地接过下一届奥运会的火炬。

通常,一国举办奥运会有利于推动比赛场馆、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会带来旅游、餐饮等行业的兴盛,其投资乘数效应也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助推作用,这种“奥运红利”一般会贯穿奥运会前后。

1964年,日本政府为东京奥运会投资了近30亿美元。三年后,日本经济超过英法,四年后超过西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当时,日本经济学家称之为“东京奥林匹克景气现象”。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日本期待着奥运会再一次成为重振经济的“神风”。东京都政府在第二次申奥成功后乐观地推算,2013-2020年,申奥成功可以为全日本带来大约2.9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50亿元)的经济效应,其中东京都预计将得到1.68万亿日元。不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却泼来一盆凉水。

巨额损失、天价索赔及其背后的“不平等条款”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情况下,举办东京奥运会是自杀行为。”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日本乐天集团董事长兼社长三木谷浩史还对日本政府的防疫工作做出批评,“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它也就能得2分。”

多数日本民众反对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一度进退维谷。今年9月,日本将举行全国大选,受防疫工作和奥运会问题拖累,菅义伟内阁最新的支持率已下降到32.2%的历史新低。

一直被安倍政府视为提振经济的“奥运神风”,如今,已变成菅义伟内阁的“烫手山芋”。

“从政治层面上讲,如果取消奥运会,就意味着承认防疫不力,他自然会被淘汰。”美国天普(Temple)大学东京校区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杰夫·金斯顿(Jeff Kingston)分析说,如果坚持举办东京奥运会,日本将面临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灾难风险,同样会重创日本经济与社会。

两害相权,菅义伟政府选择了如期举办奥运会。日本关西大学理论经济学家宫本胜浩认为,如果取消东京奥运会、残奥会,日本将面临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天价的赔偿问题。

据他估算,如果空场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日本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2.4万亿日元(约合1490亿元人民币)。如果取消东京奥运会、残奥会,经济损失则将超过4.5万亿日元。

从日本政府公布的预算数字来看,它至少已斥资1.7万亿日元用于奥运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取消东京奥运会,这些投资将变成“沉没成本”,日本还将面临着国际奥组委及其赞助商的索赔。

据国际奥委会公开的账单,东京奥运会的日本境内赞助商共分为三级,包括15家金牌合作伙伴、32家官方合作伙伴、19家官方支持商,累计赞助总额超过33亿美元。

东京奥运会还得到许多国际企业的赞助,仅中国蒙牛、可口可乐的赞助额就高达30亿美元。从上一届奥运会的收入来源来看,商业赞助只占国际奥委会收入的18%左右,高达四分之三的收入来自出售电视转播权。

据日本产经新闻社报道,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已签署合同为东京奥运会支付了大约14亿美元的转播费。

“毫无疑问,如果日本违反《主办城市合同》将可能面临国际奥委会的索赔。”据日本立教大学法学院教授、律师早川吉尚估算,这笔赔偿额可能超过57亿美元,甚至高达90亿美元。

2021年5月31日,日经中文网刊发题为《东京奥运会取不取消谁说了算?》的文章认为,东京奥运会签署的《主办城市合同》存在很多“不平等条款”:如果“奥运会参赛者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情况下,国际奥委会可以取消赛事,但日本要“放弃任何形式的补偿、损害赔偿、其他赔偿以及对任何救济的请求或权利”。

按照《主办城市合同》,如果日本单方面请求取消奥运会,则要向国际奥委会及其赞助商、转播商赔偿损失。多年来,奥运会与足球世界杯、橄榄球世界杯并称世界三大体育赛事,各国纷纷竞争主办权,导致组织者具有压倒性的谈判筹码。

“即使日本实行紧急事态宣言,东京奥运会也要如期举办。”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协调委员会负责人约翰·科茨多次强势表态。

为了降低沸腾的民怨,日本首相菅义伟也表示,他从未将奥运经济摆在第一位而将公众的生命安全列在其次,而且,东京奥运会的决定权不在他手上。

“攸关国运”

历史上,日本也曾与奥运会失之交臂,1940年的东京奥运会、札幌冬奥会都因二战而取消。1964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则被视为日本战后恢复与重建的象征。

“经历了3·11东日本大地震、大海啸以及福岛的核泄漏,我们需要一场奥运会来提振信心。”中村俊浦说,“对于人心来说,奥运会特别重要。”

他记得,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地铁、体育场以及新干线都建设齐全,家家户户为了观看奥运会而购买电视机,带动了电子产业的发展。

新一届奥运会圣火传递的起点设在福岛,奥运会被日本朝野视为“攸关国运”。不过,新一届奥运会一直是意外和丑闻不断。

2020年,东京奥运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延期一年。2021年2月,森喜朗以“有女性在场的会议时间太长”为由建议限制女性发言时间,此番歧视女性言论让他被迫辞去东京奥组委主席。

一个月后,原本仪式感十足的奥运火炬接力出现两次意外熄灭。2021年4月6日,圣火传递又在爱知县发生火炬箱起火的事故。

更大的东京奥运丑闻发生在6月7日上午,日本奥委会会计部长森谷靖在东京地铁浅草线车站跳轨自杀,他的死亡被认为与东京奥运会“黑暗资金链”有关。

在森谷靖自杀前两周,日本新闻网(JNN)在一档电视节目率先曝光了“黑暗资金链”。5月26日,日本在野党也在众议院教育科学委员会上指责,东京奥组委将部分广告业务承包给日本电通公司,总额大约为35万亿日元。其中,场地管理费高达3.5万亿日元,每天每人的人工费为35万日元,都远超正常的市场报价。

新冠疫情影响以及各种意外不断,新一届东京奥运会因此被媒体称为“史上最尴尬的奥运会”,但其依旧承载着日本政府“复兴”的国际主义梦想。

自1853年7月,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舰队叩关后,日本的现代国际主义也逐渐开始从思潮上升为政策。二战后,奥运会、联合国等国际机制一直被日本视为重返世界舞台的重要载体。

如今,东京奥运开幕在即,这届前所未有的疫中奥运会将日本带向何方?